交叉融合、双向互动：西方史学新趋势之分析******
作者：王晴佳（山东大学讲席教授）
一
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界推陈出新，出现了不少新变化，足以证明历史学这一传统学问，正在不断革新和更新。依笔者管见，这些变化或许可以用本文的正题来略加概括。“交叉融合”指的是新兴史学流派层出不穷，但相互之间又没有明显的界限，而是呈现借鉴融合之势；“双向互动”指的是专业史家与读者之间，产生了远比之前更为积极的沟通和交流。不过为了清晰阐明这两种最新趋势，我们或许还得从一个多世纪之前谈起。
众所周知，历史研究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走向职业化，其标志是专业历史学会和专业历史刊物的建立和出版。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以历史教学和研究为业，通过学会活动和专业刊物，相互切磋、交流，以期增进历史知识的获取和呈现。史学工作者建立了自己的学术圈，历史学亦变成一门独立自主的学科。19世纪末于是出现了两本史学方法论的著作：德国史家恩斯特·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和法国史家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指导历史从业者如何习得和掌握历史研究的方法和本领。
也正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史学开始受到其他学科（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的挑战和洗礼，经历了一个“社会科学化”的过程。这一“社会科学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一些史家不满德国兰克学派所代表的、以批判和核实史料为主的历史书写模式，希望借助社会科学的方法，对历史演变的过程做更为宏观的概括和解释。兰克学派提倡运用档案史料，其研究重心便自然以政治史、军事史为主，而如果希望对整个社会做综合的描述，那么档案史料就不敷使用了。20世纪初出现的历史学“社会科学化”代表了一个国际性的潮流，德国有卡尔·兰普雷希特、美国有“新史学”派如詹姆士·鲁滨逊等史家，英国有亨利·巴克尔，法国则由亨利·贝尔首倡、而1929年崛起的年鉴学派集其大成。这一“社会科学化”的哲学前提是实证主义，其意图是在确证事实的基础上，对历史的演变做广博的综合解释。换言之，他们不满足只是核定史料，然后据此直书，就一个重要人物的某个或几个事件，讲述一个故事。年鉴学派自称有三大“敌人”：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由此可见其突破、创新的志向。
从后世的眼光考察，正是这一“社会科学化”的潮流，促使史学界不同流派的出现，如经济史、文明史、思想史等。二战之后，史学界流派纷呈的态势更为明显。若以美国为例，“新史学”所倡导的思想史在20世纪60年代一枝独秀，而大西洋彼岸的英国则由马克思主义史家带领，开展了“眼光朝下”的劳工史、社会史的研究。到了70年代，美国亦掀起了社会史、劳工史研究的热潮。此时的法国史坛，年鉴学派独霸天下，代表人物费南德·布罗代尔以提倡“长时段”名世，成功地实践了超越“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的目标。布罗代尔的弟子如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甚至提倡不再以个别人物的事迹作为历史书写的对象。为了对一个社会做“全体史”的综合分析，计量方法得到了青睐。计量史学在70年代一度大有独领风骚之势。在兰克学派的大本营德国，二战之后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譬如基于比勒菲尔德大学的史家竭力赶超欧美同行，从事社会史抑或“历史的社会科学”的研究。
饶有趣味的是，也正是在历史学大踏步走向社会科学化的70年代，一股与之志向和取径颇为不同的潜流渐渐涌现，那就是新文化史（有些地方亦称新社会史）和妇女史的实践。具言之，20世纪60年代的史家出于描绘和解释社会结构变化的需要，提倡“眼光朝下”，为处于边缘（比如女性）和下层（比如劳工）的民众发声，为其写史，这些尝试，并不为一个流派所限。举例而言，北美著名史家娜塔丽·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被誉为新文化史的开山之作之一，但就其内容而言，又可以归属于妇女史，因为其中的主角是盖尔之妻贝特朗。盖尔夫妇和冒名顶替的“盖尔”三人又都属于社会下层，因此将该书视作史家“眼光朝下”的一个实践，亦十分恰当。意大利史家卡洛·金兹堡的《奶酪与蛆虫》，也是新文化史的一个范例，同时也被称为“微观史”这一流派的开创之作。与戴维斯的取径类似，金兹堡从一个磨坊主的言论着手，以小见大，窥视和描述19世纪欧洲人宇宙观、世界观的变化，同样展现了“眼光朝下”的视角。上面已经提到，马克思主义史家首先提倡史家为普罗大众写史，譬如“眼光朝下”这一提法的首倡者就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爱德华·汤普森。汤普森的名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无疑探讨的是一个社会变动、变革的大问题，但他描述的主角不但是处于下层的劳工，而且还从文化的角度分析“阶级意识”的形成。汤普森的著作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文化转向”的代表作品，而这一尝试又与新文化史的关注点有着一定的可比性。
以妇女史的发展来看，流派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这一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妇女史研究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点，是妇女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常兼涉法律、政治、社会、人文、思想等诸方面。1986年，劳工史出身转入妇女史研究的琼·W·斯科特发表了《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研究范畴》，又将妇女史扩展到社会性别史，进一步促进了妇女史研究与其他流派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近年史学界出现的男性史的新研究，便是其中的一个结果。
同时，妇女史和性别史研究的开展，还推动了家庭史、身体史、儿童史和情感史等诸多新流派的兴起。这些新兴流派都将历史研究关注的对象，从之前的公领域转向了私领域，打破了两者之间的区分和界限。上述流派亦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如家庭史的开展，与社会学关系密切。身体史、儿童史、情感史乃至最近20年发展起来的“深度史学”和神经史，不但采用了诸如心理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而且还借鉴了神经医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由此缘故，这些流派之间的界限颇为模糊，比如情感史的研究，必然包含身体的层面，因为情感的表达，通常会诉诸肢体动作和语言。在开展情感史研究的同时，也有学者从事相关的感觉史研究；后者更与身体史的研究密不可分，几乎就是其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如果说历史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化和跨学科，促成了史学流派之间的融合，那么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环境史、气候史、动物史、“大历史”和海洋史等一系列探讨人类与自然和其他生物关系的学派。从其命名而言，读者便可以清晰地看出它们的研究手段，必然会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时，这些流派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说是亲密无间、难分彼此。2022年8月在波兰的波兹南市举办的第23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其主题发言的重点是“动物史和人类史的交互演进”，共有四个场次，分别是“动物的主体性”“人类记录中的动物”“动物的展现”和“野生和家养动物的管理”，后两场都涉及动物在人造和自然环境中的活动。而环境史、海洋史和气候史等流派之间，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们与“大历史”的研究初衷相似，希望弱化人类在历史上的中心地位，走向“后人类的史学”。上述例子充分表明，当今史学界各个流派之间的借鉴和融合，已经达到界限不分、畛域不明的程度了。
二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史学界“眼光朝下”的思潮，加上近年来科学技术的大幅度革新，还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那就是历史知识的获取和表述，已经出现专业学者和读者之间密切互动的局面。如上所述，19世纪下半叶历史学走向职业化，有力地促进了历史知识的深化和历史研究的学术性，与此同时也造成历史著作与读者之间产生一条明显的沟壑。历史学家希望成为人类过去的代言人，但其著作对于普通的阅读者来说，艰深难懂、枯燥无味。这一现象与18世纪史学大家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既可以让学者在其书房研读，又能放在仕女的梳妆台上的情形，迥然不同了。
历史学的职业化在今天并无改变，对史学工作者的考核还出现日益加强之势，但从上世纪下半叶以来，专业学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也出现了彼此积极沟通的趋向。譬如新文化史家的作品，在史学家劳伦斯·斯通眼里，就代表了历史学中“叙述的复兴”，因为其内容的铺陈颇具可读性。上面提到的《马丁盖尔归来》《奶酪与蛆虫》和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情节曲折生动，很具吸引力。另一位当代新文化史的名家彼得·伯克，著述不辍，文笔清新，亦反映了作者注重文字表达、普及知识的意图。
这一“双向互动”趋势的出现，并非史学工作者的一己之力或一厢情愿，而是有着双方的沟通和交流。借助互联网和其他新科技，当下历史知识的普及和传播，已经今非昔比。近年来世界各地出现的记忆研究和公众史热潮，便是显例。它们都试图在专业史家的视角之外或之下，自下而上地提供有关过去的知识，从原来的历史知识受众转变为历史知识的参与者。记忆与历史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张力：历史学者希图保持记忆，不让其遗忘，但其保存的方式，又自然和必然带有某种选择性。法国学者莫里斯·阿布瓦赫在20世纪上半叶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试图将人们对过去的记忆，不再局限于近代历史学提供的框架中，而其同胞皮埃尔·诺拉在70年代主持的《记忆之场》的大型项目，异曲同工，希图从各个方面扩大人们对过去的认知。自那时开始，记忆研究在各国蓬勃兴起，既丰富了人们对过去的认知，也对历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互动和互补作用。
公众史研究的开展，则是历史学“双向互动”的又一个范例，已经在国际史学界蔚然成风。从事和推动公众史研究的人士同时包括了专业史家和业余历史爱好者或志愿者，其研究手段也颇为多样，从文献资料整理到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保存，全面展开，充分体现了专业与业余之间的密切交流。总之，当代西方史学界出现的这些新变化，展现出历史学这一古老学问历久弥新的魅力。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上海：新型现代警务机制提升超大城市安全能级******
2022年，上海警方共打掉电信网络诈骗黑灰产团伙26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4500余名。 上海警方供图
中新网上海1月10日电 (记者李姝徵)高水平的安全保障了国际化超大城市的繁华，也是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的关键。来自第三方的调查显示，2022年度上海公众安全感和公安工作满意度两项数据连续第10年实现“双提升”。
2022年，上海公安机关以“一平台、三体系”新型现代警务机制为牵引，持续推进风险隐患清零、精准打击犯罪、便民政务服务等工作，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推动城市安全向更高水平迈进，为上海在新征程上继续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保驾护航。
主动除隐患，实现事前预防治理
“老于，最近你店里有没有一个年轻人来卖电瓶车”“有有，你这里也有吗”“这么巧，我这里前几天也来过”……“平安商户联盟”微信群内这段聊天内容引起了民警的注意，该群内商户大多是电动自行车经销商。金山分局金山卫派出所当即组织警力对该情况开展循线排摸，成功侦破一起连环盗窃电动自行车案件。
上海警方全力优化便民服务模式，推出了一系列便民利民的改革举措。 上海警方供图
上海公安机关努力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依托“动态隐患清零”主动防范体系，积极打造特色品牌，通过在全市范围内推广“平安屋”及“平安商户联盟”建设，不断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截至2022年底，已建成“平安屋”2100余个、组建“平安商户联盟”队伍270余支，日均参与值守群防群治力量1.2万余人，延伸了主动发现隐患的触角。
闵行分局浦锦路派出所人民调解室内，两位纠纷当事人在民警、调解员和律师的帮助下握手言和，一起因长期漏水引起的邻里纠纷就此解决。
上海警方在全市范围推广派出所、司法所、律师事务所“三所联动”纠纷调解模式，将矛盾最大限度化解在基层。 上海警方供图
邻里、家庭等矛盾纠纷潜伏性较强，久而久之可能会引发治安甚至刑事案件。对此，上海公安机关坚持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社区民警“平安建设的组织者”作用，积极发动辖区内群防群治力量共同滚动排摸邻里、家庭等矛盾纠纷，力争做到及时主动发现。同时，在全市范围推广派出所、司法所、律师事务所“三所联动”纠纷调解模式，将矛盾最大限度化解在基层。2022年，共化解矛盾纠纷63万余起。
武宁南路武定路路口，施工人员正在调整地面车道的标志标线，现场疏导交通的静安分局交警支队一大队大队长张稳对记者说道，“近期，我们通过对各重要路口车流的分析研判，重新调整相关路口的交通标志标线，让居民出行更加安全。”
道路一旦发生拥堵极易引起交通事故和安全隐患，超大城市的交通拥堵现象一直是全球性的难题。上海公安机关运用“易的PASS”等智能交通分析系统，实时分析比对大车流情况，不断优化调整道路交通标志标线。通过主动优化各大拥堵路段、路口的交通标志标线，有效缓解了道路通行状况，极大挤压了交通隐患滋生的空间。2022年，共优化调整各类交通标志标线780余处，全市交通事故同比下降31.2%。
精准打犯罪，保障经济向稳向好
“世界杯刚刚落下帷幕，在球迷享受精彩赛事的同时，我们对‘赌球’等违法犯罪行为开展了专项打击整治。”治安总队治安行动队副支队长薛文渊介绍，11月中旬以来，上海警方紧盯网络赌博线索，主动巡查、精准研判各类信息，坚决铲除赌球窝点、斩断渗透链路、摧毁组织体系，净化了社会治安环境。截至目前，全市公安机关共侦破赌球刑事案件26起，查获涉案赌资1300余万元(人民币，下同)。
在严打网络赌博犯罪的同时，上海公安机关依托“分类统筹集约”精准打击整治体系，深入开展“砺剑”系列专项行动，全力攻坚电信网络诈骗、侵犯知识产权等突出违法犯罪，保障全市经济社会向稳向好发展。
3名“90”后同租一屋竟申请4根网线，原来是为远在国外的诈骗分子提供语音通话技术服务......近日，奉贤警方开出了上海自2022年12月1日《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施行后的行政处罚首单，具有“帮信”违法行为的3名“90”后分别被处以罚款5000元。
电信网络诈骗之所以如癣疥之疾般难以根除，与其背后庞大黑灰产利益链的支撑密不可分。2022年，上海公安机关紧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新动向，全链条打击为诈骗分子非法提供通信、网络技术支撑和非法转账洗钱的黑灰产团伙，共打掉电信网络诈骗黑灰产团伙26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4500余名，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破案率持续上升、发案数持续下降。
当下深受广大年轻群体喜爱的剧本杀竟也有假货？近日，上海警方联合相关行政执法部门，成功侦破全国首例侵犯剧本杀著作权案，抓获盗版印刷、网络分销、线下门店等全环节犯罪嫌疑人39名，捣毁仓储、销售窝点15处，涉案金额达5000余万元。
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导致危害市场秩序安全和市场主体权益的经济犯罪日益凸显。对此，上海公安机关不断紧密与市文旅局、市版权局等行政部门的合作，强化精准预警、精准打击、精准处置能力，严查严打严防各类侵犯著作权犯罪。针对此类犯罪跨地域、团伙化的趋势特点，坚持跨省作战、深挖严打，全力维护一流营商环境。2022年，全市公安机关已侦破侵犯著作权类案件6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60余名，涉案金额17.7亿余元。
便民优服务，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这项政策真是太方便了，我们夫妻不用特意请假回老家给儿子报出生了，在上海就可以直接打印儿子的《居民户口簿》，太感谢了！”在上海工作生活的江苏籍居民周先生，仅用1分钟就在派出所为自己新出生的儿子成功打印了《居民户口簿》信息，成为“长三角区域跨省(市)新生儿入户服务”由“缴旧寄新”到“直接打印”转变升级后的首位受益群众。
2022年，上海公安机关全力优化“一口受理、联动审批、快捷收付、一网通办”的便民服务模式，推出了一系列便民利民的改革举措。
“现在无犯罪证明可以直接全程在手机上申请、出示，简直太方便了。”在松江分局方松派出所窗口民警指导下学会线上申请的李女士喜笑颜开。
围绕“足不出户能办事，跑路最多只一次”目标，上海公安机关以“互联网+政务服务”为基础，推动公安政务服务从线下窗口向网上办事转型。以市民群众最常开具的户籍证明和有无犯罪记录证明为例，自上线以来，这两张证明累计在线开具270余万张，减少群众跑动270余万次。
为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可办能办”的基础上向“好办快办”目标转变，上海警方充分发挥公安数据治理应用优势，牵头开发了公安电子证照制证和调用系统，全量归集制作了身份证、户口簿等63类9500余万张电子证照，市民群众可以通过“随申办”亮证使用。同时，警方积极拓展电子证照应用场景，先后推出电子证照在宾馆住宿、路面交通查验等场景中的应用。
除了各项便民举措，上海警方持续推出优化营商环境的举措，试行“浴场”“宾馆”和“网吧”等3个行业“一业一证”改革，探索建立“一证准营”的行业综合许可制度，将多张许可证整合为一张“行业综合许可证”，最大限度释放改革红利，让经营者更加坚定扎根上海的决心。(完)
